霾尽问江南

　　“欢迎来到美丽的杭州，”2013年12月8日，雾霾中刚刚降落的CA1720机长调侃说，“帮助我们清洁空气。”

　　这座城市当天正在举办2013年中国城市学年会，一众代表们一开场就听到了代市长张鸿铭满腹的“内疚”：

　　“很遗憾，现在杭州是叫做湖山黯淡、十面‘霾’伏。”

　　从12月1日左右开始，持续一周余，一场猝不及防的雾霾，袭击了从杭州到南京，再到繁华的上海滩，从长三角蔓延至全国近半国土。

　　AQI(空气质量指数)屡冲新高，再是PM2.5爆表，直至红、橙色预警，这一切对应的是出租车司机卢备战的切肤之痛，自从雾霾来袭的第一天开过一次窗后，他瞬间“喉咙开始干涩，后来是痒，直至咳嗽不断”。尽管后视镜一片模糊，但他宁愿不厌其烦地用毛巾擦拭，整整一周不愿再开车窗。

　　“It is so crazy！”在上海，一位外国人打进12369环保热线抱怨。

　　中国气象局的权威数据说，此次雾霾共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国平均雾霾天数创52年来之最。而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13地均创下历史纪录。

　　复旦大学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跟踪监测了长三角近十年的PM2.5，他坚定地认为这是“最严重的一次”，体现为“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能见度最低”。

　　“如同伦敦酸雾事件、洛杉矶烟雾事件一样，这次严重雾霾和1月份的雾霾一起，是人类环境污染历史上又一次典型事件。”庄国顺说。

　　意外的是，北京侥幸逃脱了，北京人民骄傲地晒起了蓝天，中国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后来解释说，“冷空气频繁，风大，扩散好，湿度低，逃掉了污染”。

　　“谁也逃不了”

　　只是在数个月前，京津冀遭遇重度雾霾时，江浙沪的人们尚且还是旁观的同情者，尤其上海。这一次，一直自诩着“空气质量不错”的优越感被一夜颠覆了。

　　经常来往于京沪两地的共识网总编辑周志兴，在12月8日自己的微信上宣告，“昨天我离开北京，……以后轻易不离开了”。这天早上，站在上海“新锦江”的27楼往下看，他发现近在咫尺的高楼没了。

　　困守城市而猝不及防的人们，在雾霾中上演着一出出关于寻找的辛酸幽默。

　　寻找终点。因为重度雾霾，在杭州举行的一场山区户外越野赛中，一些参赛者由于看不到参照物，最后竟迷失了道路。

　　寻找地标。“紫峰，你去哪儿了？”在南京，网友们发起了寻找地标性的紫峰大厦的活动，同样“消失”的还包括上海的东方明珠和杭州西湖文化广场的环球中心。

　　最令人心酸的一幕出现在杭州。12月9日，在濮家小学万家校区，国歌响起时，空空荡荡的操场上，两名幼小的升旗手戴着口罩升起国旗，而其余的学生则只能呆在室内，通过电视屏幕向国旗敬礼。

　　过去一周，所有人都在为雾霾埋单，甚至是机器。12月6日中午，上海曙光医院西院放射科8号MRI造影室，号称最先进的西门子3.0TVerio磁共振系统突然停止工作了，随后赶来的西门子(上海)售后工程师孙辰检查后，确定“雾霾”为元凶。

　　一些人想逃离大城市的“灾区”，但很快发现无路可行。孟非，这位江苏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在12月8日抱怨说，他“准备一大早逃离雾霾中的南京”，但“不曾想机场高速已关闭”。25岁的杭州小伙子小郑拎着行李想远赴海岛，到了码头才发现，连航运也全部停了。

　　其实出得了重灾区，又能去哪？在浙江的“西藏”，山林茂密的丽水市，12月4日，在浙江其它地级市AQI纷纷“爆表”时，尚还能独善其身，等级为良，排名全省第一。但第二天，它就沦陷，达到重度污染的级别。

　　素以“好空气”闻名的海岛舟山，也未能幸免，这直接导致了两艘外籍货船“MV XIUMEI TIANJIN”轮和“JIA LI HAI”轮在附近海域相撞。

　　甚至连宽阔的琼州海峡都阻挡不了雾霾向海南旅游岛的渗透。待到月初媒体报道美国西海岸都可能受中国空气污染的影响时，网友惊呼，连太平洋都不能阻挡，“真是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了”。

　　门一关，闷死了

　　最值得寻找的应该是此次雾霾的真正成因，高空漂浮说，秸秆燃烧说，静稳天气说，不一而足。

　　被提及最多的是极端的气象条件，“这是北方污染迁徙的结果”，而关于本地污染源，总是被淡化甚至只字不提。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所有受访专家均认为本地污染是内因，不利的气象条件只是外因，而至于什么污染源贡献最大，则有待进一步分析。

　　他们说，累积的污染正导致成霾的气象门槛下降。“房间内部已经很脏了，只要门一关，房间内就要闷死了。”庄国顺形象比喻说，“5年前，10年前也有这样的气象条件，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大范围的持续多日的严重雾霾？”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丁爱军告诉南方周末，国外科研专家根据卫星地图的分析显示，在2002年到2006年期间，长三角城市的雾霾频率比华北城市要高，总体更严重。“尽管北京经常有很重的霾天，但通常隔几天就会扩散了。”

　　对于今次的雾霾，曾有网友调侃上海的空气跟北京不同，“一个带有涮肉的酣畅感，一个带有猫屎咖啡的细腻和情趣。”在学者们看来，这样的调侃倒暗合科学逻辑。

　　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副总工陈长虹说，长三角和京津冀的排放的结构完全不一样，“长三角是石油化工，还有机动车、扬尘问题。几个污染源都比较均衡。”

　　“地缘关系上的相邻，使得苏浙沪三地大气污染问题和污染特征趋同，并且交叉污染严重。”环保部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冯银厂说，与北方大企业多不同，长三角中小型企业散布广，数量大，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一旦遇到污染，很难有大面积的缓冲地带。

　　“而长三角省份比较多，很难做到联防联控。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规划，而大气污染恰恰不能按照行政区划来控制，需要总体的顶层规划。”

　　如同久霾之后的蓝天，好消息尚有。12月10日，浙江省环保厅厅长徐震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证实，最快在本月，一个覆盖江浙沪两省一市的联防联控协调小组就将成立。

　　但在联防联控的机制奏效之前，这样的天气还会卷土重来。

　　“京津冀珠三角已经过了拐点期了，长三角是唯一一个还在上升期的，区域性污染最严重。”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吴兑说，“现在雾霾天全年北京是80~90天、广州是60~70天，但长三角一直在增加。”

　　今年中国气象部门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中部分证实了这一点，目前长三角地区每年的雾霾天数增加最快，南京平均每年增加3.9天。

　　“中国接下来将进入雾霾高发期。”环保部环评常聘专家库成员彭应登认为，“假如城市的污染治理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城市化过程中不注意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不留下足够的通道，不考虑污染物稀释扩散结构的话，这种局面在中国至少还会持续10－20年。”

　　“我们已经做好了今后要启动红色预警的心理准备。”杭州环保系统要求匿名的一位专家说。

　　仓促的应对背后

　　几乎是惯性，人们将批评的目光转向政府仓促的预警和应对。

　　2013年内高调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五年内阶段解决问题的宣誓，成了批评者埋怨的理据，但是地方的配套细则、应对预案，大多还在程序的路上。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一位预报员很委屈，他说自己应是“上海这一周最忙碌的人”，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他需要和气象部门会商六次，做趋势判断和信息公开，向领导汇报，甚至夜里三点还要起来看数据。

　　还是有市民打电话到环保部门质问：你们怎么不作为，还待在办公室，应该出去治理污染！

　　“我不坐在办公室分析数据，谁给你们做预报呢？”12月9日晚上9点他才吃上盒饭，感叹道，“预报只是一个公众服务产品，关键是还是治理。我也得呼吸空气啊。”

　　在南京启动预案、中小学全线停课的对照下，没启动应急预案、也没来得及让学生停课的上海以及杭州，正陷入不少家长的批评中。杭州不得不应急提速，提前经市长办公会议原则通过了《杭州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预案通过的当天下午，杭州市代市长张鸿铭还一度打电话向浙江省环保厅长徐震了解相关程序问题，“是不是要环保厅同意”。

　　12月6日，上海宣布，高空气球首次搭载着大气质量监测设备和数据传输系统升空，开始近一个月的飘浮监测，以便“为环保专家治理城市雾霾提供更全面的数据依据”。

　　细心的人们从这“第一次”背后解读出了基础研究薄弱的表现。“我们的基础研究太少了。”学者们说。

　　2004年，庄国顺从北京到了上海，发现上海PM2.5浓度年均值和北京差不多，他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改善空气质量的意见。但当时政府更关注的是苏州河水污染治理，庄国顺收到的回复是：“上海的空气质量达标率92%，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丁爱军感同身受，他说，在长三角，最受重视的环境问题是水环境，太湖、淮河、黄浦江治理……而大气的治理一直比较弱，这对整体的空气污染控制直接产生影响。

　　即便2012年，惯性依旧，丁爱军说：“环保部去年有公益专项的课题，虽然长三角污染蛮重的，但最后我们申请和空气污染有关的课题，全部被加上了‘京津冀’的限定范围。我们报的项目都给了北方做研究了，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没有基础研究和数据，政府应对时，很难断定究竟让谁来停，控制谁最有效。“一说有污染，我们就减，但究竟怎么样最有针对性，我们都还不知道。”丁爱军说。

　　对于北京市PM2.5的组成，22%来自机动车，17%来自燃煤，16%是扬尘排放，24.5%来自外地，这些数字北京市的官员和科研人员经常脱口而出。但在上海，却没有统一的说法。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教授罗坤正在研究杭州的数据，课题没有完成，他表示数据不便透露。“长三角的污染源还是有些争议，大家都没有统一的认识。”

　　全民行动不止于自救

　　68岁的复旦大学光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陈良尧，现在成了雾霾中被羡慕的“能人”。14年前他花7000元安装的自动换气通风系统，在雾霾当道时，成了媒体的明星。

　　他甚至收到了一条来自欧洲的陌生短信，希望他能帮来电者住在上海的父母安装同样的一套系统。

　　但安装净化系统需要专业的知识，没有条件的人，则只能选择购买最简便的抗霾利器：口罩。

　　“过去一周的长三角雾霾重灾区销售占比达到了70%。”上海的一家口罩生产商对媒体表示。远大空调北京区的销售经理李天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所在的北京区，空气净化器过去一直是公司的销售冠军，“但看形势，有可能要被其它地方拿走”。

　　数年的雾霾侵袭之下，不甘心的公众们已经不满足于应急自救，他们正在试图表达态度，试图实现干预，当然也试图反思和自我变革。

　　在杭州小有名气的富二代创业俱乐部浙大乐创会，12月7日发起了募集资金，却是用于调查雾霾的行动。他们等不及看似迟缓的专业机构，也不太相信官方的数据，试图自聘专业人士，加速污染源和雾霾健康威胁的调查。

　　通过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更多的人开始第一次意识到，给自己带来威胁的雾霾污染源，就来自自己身边，“每个人自己就是污染源”。

　　昔日不被关注的烟花爆竹禁放话题又重新被推成了热点。在社交工具上，人们第一次用如此高的热情承诺：“今年我将不再燃放烟花爆竹。”

　　而在杭州当地电台浙江之声联合全省各地环保部门、公益组织发起“寻找雾霾污染源”大型新闻行动，浙江之声的相关负责人说，短短几天内，他们的热线就接到全省听众一百多个有效爆料。

　　杭州余杭临平一个著名的“甲鱼养殖村”，原有给甲鱼塘增温的6000个烟囱，由于人们不堪燃烧木渣木屑带来的烟尘排放，它首先遭到民众举报。余杭区政府当即宣布，将全面关停，并给出了整治的时间表。

　　温州无纺厂的垃圾焚烧，宁波矿山的扬尘，杭州城北的建筑工地扬尘，义乌榨糖厂的烟囱，都成了民众希望定点清除的污染源。

　　湖州南浔的船工老张抱怨，当他开船经过南浔和吴江的交界水域时，两岸的搅拌站碎石产生的灰尘几乎遮挡了航道。他觉得这也和雾霾有关，要投诉。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汪韬 袁端端

　　(南方周末实习生王悦、 李一帆、龙显灵亦有贡献)